法律行为这个概念并不是古代民法中的概念，它产生于近代民法。

第四，有利于培养领导干部。（三）科层化监督与审判庭设置 在我国，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独任庭、合议庭、审委会是审判组织，立案、民事、刑事、行政、审判监督等审判庭则是审判机构。

由于减法做得不彻底，2002年8月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仅明确院庭长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评议结论，但仍允许院庭长审核合议庭的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而司法责任制的重要特点，则是组织化行权和审判员平权，更贴近扁平化管理的价值取向。为了提升审判长的积极性，一些法院明确独任法官审理的案件不再报庭长审批，由审判长行使审批权，审判长实际上成了没有行政职务的二庭长，变相增加了一个审批层级。党的二十大报告之所以重申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越是深入，各领域之间的耦合性就越强，不同领域的改革互为前提、彼此嵌入，单兵突击、零敲碎打的改革已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困局，必须协同推进、强化配套。案件诉至法院后，会根据其类型、性质等，确定审判组织形式，并分配给相应的合议庭或独任庭。

对于前述改革，上述文件既有细化安排，也有政策调整。具体运行模式是：案件诉至法院后，法官先谈话、阅卷、调查、调解，形成预设结论后，报院庭长审批，才能开庭。……法律之所不能保护，而我自保护之。

[18] 梁启超的女性论比其师更鲜明，即使他并未明确使用过女权一词。就本文之所见，无论是康梁师徒还是马金二人，对于当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将女性接受教育、从事职业、养育后代视为中国从根本上富强起来的基础。二是女权思想的言说和行动中女性为人与国家之间的张力。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马君武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下文记为女权篇），该文是斯宾塞《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1851）第16章女性之权利（The Rights of Women）的中文翻译，与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中文翻译合编。

马君武女权篇中主张的女权革命，在《女界钟》中成为民权革命必须与女权革命同时进行的强烈观点：18、19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吾回眼观中国男子之社会，其现状又如斯矣。

[29]社会进化论对近代中国线性时间观的塑造，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载《新史学》2008年第2期。摘要:  晚近出现的二元社会性别视角，无法容纳中国近代女权概念的丰富面向。就接受教育而言，也仅限于上流社会家庭教育中的诗文或者女四书。[26]对此，先论往往归纳为以教保种的题中之意，实乃有失偏颇，忽略了梁启超所论女性教育的职业面相。

女权概念不仅追求女性在私领域中与男子地位平等，还具体指向受教育从事职业、以及更好教育下一代的双重责任。——这种国家想象与女性形象互相定义的思想过程，不仅与西方女性主义将男性视为女性对立面的二元认知结构相异，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认为它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性别话语在社会认知中的深层结构。我国台湾地区同类期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立。基于梁启超本人经历，他思想脉络中的女性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是1897年到1902年参与变法时期，第二个时期其女性论发表于1922年，思想内容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动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后一段并非本文考察内容。

在康有为看来，此时女性仍属一家之私人而不为一国之公民。这本著作过去并未刊行，一般认为作于1888年前后，但有手抄版本流传于世。

{9}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所以康有为强烈主张压制女性有害于立国传种，必须通过变法使女子地位独立。

[14]新近一份研究检讨法政概念所依赖的话语结构和智识资源，可视为这一方法论立场上研究法政概念旅行与移植主题的典型，参见尤陈俊：‘法律文化概念在中国（1930—1985）：一个知识考古学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三，女性也应当有参政的权利。民权与女权，如蝉联附萼而生，不可遏抑也。作为舶来的概念，女权与法学视域中的性别平等及女性权利息息相关。[2]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出现在1986年。欲正母仪，必由女教{7}（P.18）。

[24]与此同时，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非常容易落入国家主义挤压女性权利生存空间的论断。至2020年5月，后一案尚未宣判。

国权之受苦痛，乃与吾身有直接之关系。[27]在更长的时间线上，后来还有女性知识精英利用男性的现代性诉求所开拓的话语空间与政治空间来进行行动。

推而论之，当时中国忧贫的根源即在于妇人分利使得一人须养数人{6}（P.41）。至于国民之母意味着什么书中交代也非常清楚：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5]典型案例如2017年出现在上海的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以及2019年年末在北京开庭审理的全国首例冻卵案。其次，夫妻之间存在权利关系，而应该摆脱夫唱妇随的野蛮模式，成为文明的夫妻。如是方法检讨的结论与立场可为本研究所用，尤其是对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的那些历史阐述本身作为探索和反思对象{4}（P.156）。在福柯意义上，话语是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具有构建知识和现实的能力，而话语分析就是探讨做这些说辞产生后人们怎样多方面地理解它、从而赋予它怎样多重含混的意义。

在以国家为底色的时代画布上，中国近代女权思想在出现时也并非鲜明而均匀的色块，而是作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一部分，与同时代的其他关键议题同时被涂抹挥洒。二、初步勾勒理想女性面貌：康有为与梁启超 在1900年之前，改良女性的论调已经出现在清末维新派的论调里。

《女界钟》通篇将女性称为半国民，意为国民之半部，即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11}（P.97）。{10}（P.18）女性只有与男性平权，才得以有机会自由练习和发展自己固有的能力，而发达其心才{10}（P.18）。

在康有为前论埋下伏线之处，同样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梁启超不仅把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国家未来的强盛直接联系，而且微妙地注意到了女子教育有两个面相：一是女性进入职业领域成为生利之人，二是更好地承担母职、为未来中国养育下一代。在当下，无论是从个案中通过宪法（学理）解释阐发社会主义宪法上的性别平等，还是关注当代中国女性身体权利的公法意涵，乃至理解围绕女权的社会争论，都无法回避女权概念携带的历史。

[7]以行政法为例，翻译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起源中的作用，参见王贵松：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载《法学家》2014年第4期。非常有趣的是，近代男性思想家对未来女性的理想化构建，不仅体现出国家这一存在的映射，还显出社会进化论影响下的乐观主义。在第二节论证完女性基于生命而有权利能力后，第三节便进入对世界国家文明程度的描述，也成为了第四节开头著名论断存在的语境，这一著名论断即为：预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此不易之定例也，即女性地位体现国家文明程度{10}（P.19）。{10}（P.137） 1903年，金天翮发表了对近代女性论影响甚大的《女界钟》。

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6}（P.41）。这一现状不仅阻碍了宪法判断进入关键社会议题，而且使得女性权利的司法保护无法与适当的宪法价值体系进行理论对接。

同样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表征（presentation）中，由女性权利与性别平等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诉求，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动能，是被更宏大的政治工程或者目标压抑，还是通过某种复杂的过程、被当时的政治实践吸纳或者转化？这一母题也暗示着女权概念在进入中国历史情境后呈现出的丰富面向，并不能由同主题上晚近才出现的西方理论框架简单进行解释。在本文论证的范围内，解决前述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思想发生的历史情境中看到在早期知识精英的言说中女性如何超越性别、与国家建立联系。

将女性主义法学归为后现代法学三大主要流派的研究进行介绍，参见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但实际上，在陈述完男女共享天权之后，康有为直接将男女同享天权的论点延伸至国政，认为既然男性以享有天权的人身可追求参与国家政治的公共事务，那么男性也不能压抑同享天权的女性在此的追求：人之男身既知天与人权所在，而求与闻国政，亦何抑女子禳其权哉。